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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区的本土认识停留在“政权建设论”和“社区共同体论”的二分之间

2019-08-09

  如果从19世纪末社会学从西方传入中国开始算起,中国社会学已走过百余年历史。在百余年发展中,中国社会学经历了对西方社会学成果的学习、消化和吸收,并开始尝试探索中国人自己的社会学理论,前后数代中国社会学学者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贡献。

  应该说,作为主要自西方引进的社会科学,当其抵达中国并在中国生根发芽之日起,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问题即无可回避。在此后的百余年发展中,尤其在经历1979年社会学恢复重建的40年发展后,中国社会学对于本土化问题,无论在认知还是实践上都愈加深刻,这将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问题再度推到了历史的前沿。

  这一时期的社会学在本土发展的历史实践,也正是当代中国“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实践和时代对理论创造、学术繁荣都提出了强烈的要求。社会学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一样,肩负着阐释中国当代社会实践,“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历史使命。

  在经历百余年发展,经历40年的恢复重建后,中国社会学如何认知本土化问题?如何回应社会变迁的母题和时代发展的要求?在同志指出“社会学……也需要赶快补课”、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成立之后的第40个年头,2019年3月15日,由贵州民族大学、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主办的“中国社会学:从本土化尝试到主体性建构”——纪念中国社会学重建40周年学术研讨会,集合了中国社会学界十位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他们是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周晓虹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邱泽奇教授、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贺雪峰教授、厦门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胡荣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李路路教授、吉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田毅鹏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文军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谢立中教授、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翟学伟教授、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张文宏教授。另外,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汪新建教授、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罗教讲教授,以及贵州民族大学张学立、陶文亮、吴晓萍教授,贵州大学李建军教授,贵州师范大学肖远平教授,贵州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索晓霞研究员等学者也参加了会议。研讨会集中讨论了社会学本土化的百余年尝试及其中生发出来的对核心问题的论辩,以及构建能够阐释中国转型社会实践和符合中国社会运转特征的部分领域的学术进展。会议内容丰富,但囿于篇幅限制,本文主要截取了十位长江学者两个部分的讨论内容,其一为社会学本土化的讨论,其二为部分研究领域的发展及未来走向,前者突出了社会学研究的主体自觉,更多是方法论意义上的讨论,后者则探索了具体研究的趋势及未来图景。

  在近几年关于本土化的争论中,存在几个方面的分歧或者模糊:(1)概念界定上的模糊。比如有的将本土化的现状当做本土化的概念,有些本土化的概念则存在着窄化的问题,其中争论的根本就在于对本土化内涵理解的差异。周晓虹对此也有质疑。(2)目标分歧。社会学本土化的尝试和努力最终将构建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是满足于对西方社会学的补充,还是自成一体,抑或是构成世界社会学的一部分?(3)路径分歧。在通过什么样的路径实现本土化方面,答案更多。翟学伟、谢立中、周晓虹、贺雪峰、胡荣从社会学本土化的定义、内涵层次、与国学的关系,如何辨识和打造中国特色的研究、本土化研究的路径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对话交流。

  翟学伟讨论了本土化研究与本土研究的区别、社会学本土研究怎么做等问题。他认为首先要区分本土化研究与本土研究,也就是由外向内还是由内向外的问题。由外向内走是本土化的含义,即原来的社会学理论产自于西方,中国的社会学者不想照搬西方,就把西方的理论化成中国的。由内向外更加复杂一些,也就是中国人也可以有自己的理论,然后像西方理论向全世界输出一样,中国人自己的理论也可以向西方输出,因为中国的理论不一定只对解释中国的事情有效。

  关于社会学本土研究怎么做,翟学伟认为,有些人把搞本土研究等同于从中国哲学思想的高度上开始作研究,比如从阴阳、天人合一等中国哲学中形而上的理念,“从上往下”直接跳到或者代入到形而下的具体研究中去,这会出现很多问题。另外,社会学本土化研究不建议放在国学框架里,国学本身就是既存的一套本土的理论和框架。在世界舞台上的中国社会学一定是区别于国学的,社会学和国学之间是有其自身界限的。

  翟学伟认为,从本土概念的构思而言,要关注概念的中西差异,既发掘出概念和研究的中国辨识度,又能做到中西概念和研究的互相理解和互通。有一些概念在中国和西方的表述是有差异的,比如全世界都有权力这个概念,但是中国人对权力的理解以及中国权力发生再生产的可能性是否特殊?西方有社会交换理论,那么中国人谈交换谈的是什么?这都是本土概念的构思。再比如谈到社会信任,西方人讲信任,中国人讲信任、信用、诚信,这样一些混杂的概念怎样和西方对接,从而达到互相沟通和理解。关于辨识度,比如,对中国人面子的研究,是否有助于理解日本人的耻感?或者反过来,中国人讲人情、关系,外国人是否就不讲人情、关系、脸面?我们需要将本土的研究成果化成社会学维度上的概念和理论,来获得中西方之间概念、理论上的互相理解和沟通。

  谢立中在评议翟学伟的报告时重提社会学本土化的四个层次:第一层次就是把研究对象本土化。第二层次是在概念或者命题方面,通过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发现西方的概念、理论、命题中有不适合用来解释中国社会的,用中国人对中国社会的新的发现,去弥补、扩展、修正从西方引进的社会学理论,这一层次不仅对象变了,在概念上理论上都有中国人自己的贡献。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中国社会学学者都在这个层次上工作,通过研究丰富社会学理论。第三层次是试图以现代科学的方法、对中国的社会现实进行研究,尝试建立起一套在概念命题、整个理论系统上完全以中国本土的社会现实生活、经验为基础的理论。这一层次早期的样本是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它不是在保留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对概念命题进行扩展,而是完整地换一套理论来描述中国社会,这种理论已经相当本土化了。但是,还应该有第四种本土化,即在研究方法上也完全放弃、抛弃西方引进的科学方式,而试图从中国本土文化里提炼出一套特殊的用来把握认识社会现实的方法,这套方法目前并没有成型,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人思维模式中进行提炼,目前也有少数社会学学者和其他学者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值得期待。

  谢立中进一步延伸了怎么作中国本土研究的问题。他认为,第一,中国社会学学者自己已经提出来的本土的相关的概念、研究成果,需要进一步融合,形成一个整体化、系统化的理论体系。第二,中国社会学学者需要证明中国人提出来的本土研究成果具有中国特色或者也适用于西方社会,这就需要去作中西比较研究和类型学的研究。把中国现实研究和西方现实研究作比较,比如,中国人将关系作为一个特殊的主题作出了很多研究成果,再去看西方社会是不是讲关系,可能会有新的发现。从学科发展来看,涂尔干、韦伯等作研究用的材料都是既有东方的又有西方的,他们的眼界是不限于西方的,充其量可以说他们材料不够、不可靠,但是不能说他们的眼界没有扩展到全球,所以有时候批评西方社会学仅仅是对西方社会的研究并不公平。我们也要有突破,不要把我们的眼界仅仅局限于中国社会,不能只是从西方社会学家的著作里面或者新闻报道里面了解西方社会,而是要去西方社会作长期的田野调查,看真正的西方社会是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学者绕不过中西社会比较研究这条路,不仅对中国社会进行田野调查,还要对西方社会进行田野调查,不过这一关,没人敢说自己的研究是中国特色的。

  谢立中也提供了自己对于本土化的概念。他认为,“本土化”或“去西方化”要做的应该是将西方社会学知识系统中只适用于西方社会、不适合其他社会的内容“去除”掉,同时将可以适用于某个非西方社会(但其中同时也包含着可以普遍适用于其他社会)的内容补充进去,从而使人们对于“社会”的认知(包括特殊性知识和普适性知识两个方面)不断得以扩展。

  周晓虹则从整个社会学演进的脉络中把握本土化。周晓虹将本土化界定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工业化国家组成的第二世界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中,掀起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学术运动”。他认为,作为一种系统而普遍性的学术运动,本土化具有学术和实践两大向度,在中国语境中,可以分别对应费孝通和金耀基对“社会学中国化”所表述的两项内容或两个层面。本土化的学术向度,直接涉及如何将中国的社会特征及民族性格融纳到社会学中,即从社会学中读到我们文化的品格或民族的性格。本土化的实践向度,指向费孝通的第二项内容或金耀基的第二个层面,即“以社会学的研究来服务于中国社会的改革和建设”,或“使它与中国的社会发生关系,为中国所用”。

  在对本土化的讨论中,贺雪峰持一种更加偏向经验研究的观点。贺雪峰认为,中国社会科学的主要发展方向不是与以美国为主的所谓世界社会科学对话,而是在深耕中国经验基础上,建立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体系,再与西方社会科学对话,才可能对世界社会科学有较大贡献。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应当尤其强调一些基本点:第一,“呼啸着走向田野”,反复深耕中国经验,不断在中国经验中发现经验的意外,不断深化和扩展对中国经验的理解,这主要靠驻村调查,靠深度访谈,靠“饱和经验法”;只有长期浸泡在中国经验中才能形成“经验质感”,才能具备良好的学术直觉,准确地提出问题、深入地分析问题。第二,强调社会科学的原创性。敢于提问,大胆假设。允许研究中出现错误或不完善,鼓励学术创新。“野蛮成长”是恰当的概括。中国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丛林时代,鼓励竞争。第三,鼓励学术创新和学术争鸣。尤其鼓励在中国形成众多学派,形成自圆其说的理论,学派之间相互争鸣。第四,旗帜鲜明地反对当前貌似合理的国际学术等级体系,不能想当然地以为美国期刊发表的论文就比中国期刊发表的论文水平更高。需要认识到,美国社会科学是地方性的,中国社会科学也是地方性的。中国社会科学与西方社会科学是两个有差异的体系,中国经验不能变成论证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材料。

  胡荣在对贺雪峰报告的点评中提出,社会学学科需要规范化。遵守这个学科的规范,不同国家之间的社会学才能对话。他还认为,在谈到本土化之时,我们的核心问题是怎样从边缘进入到中心,社会学不能仅仅作经验研究,我们也需要作出类似结构功能式的理论,形成各种各样的流派,这就不只是中国本土的问题了,需要掌握东方西方的、美国中国的经验材料,各种情况都要考虑进来,中国也必须有这种宏大的理论,才会有话语权。

  在社会学本土化争论的背后,反映的是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差异,这些差异也将导向不同的本土化结果。周晓虹和谢立中在各自的讨论中详细分析了其中的差异,前者将其归结为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间的分歧,后者则认为这是对理论与现实关系的不同理解,以及不同的多元主义立场之异。

  周晓虹认为,围绕社会学的本土化,最核心的争议是知识的“跨境效度问题”,即来自西方、主要是美国的社会学知识究竟具不具备普遍的解释力?这实际上是文化普遍主义和文化特殊主义之争。要真正避免相互间的无谓攻讦,就必须突破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对峙,建立起一种沃勒斯坦所言的“多元化的普遍主义。”

  在这一立场的前提下,周晓虹认为,本土化的终极目标,是从本土特质迈向国际视野。他引用了1994年在论及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时所提出的两种不同的全球化:(1)消极的全球化,即单纯地了解、学习、吸收在世界上占主流地位的社会心理学;(2)积极的全球化,即不但要了解、学习、吸收主流社会心理学的一切长处,而且要积极参与甚而影响世界主流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和走向。他认为,消极的全球化在前,其后就是本土化时期,最后则是积极的全球化时期。积极的全球化的实现有赖于成功的本土化,即我们真正能够通过对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以及当下独特的转型实践的研究,赋予社会学以鲜明的中国性格,才能最终有资格参与全球社会学的话语分享,消解美国乃至西方社会学长期以来的话语霸权,建立一种多语境的全球社会学。可以说,在这种多语境的全球社会学形成前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与之并存的应该是一种全球化的中国社会学,或者中国版的全球社会学。这种努力加上全球社会学的“亚洲版”、“拉美版”、“非洲版”、“俄罗斯版”甚至“南方版”或“中法版”的逐步建立,最终就有可能形成一种包含了不同的知识传统和社会学家的想象力、与不同国家的国情和文化相契合的多语境的全球社会学。

  翟学伟在点评周晓虹的报告时,强调了本土化的目的这一问题。他认为,谈到“赋予社会学中国的性格”,关键的问题是要怎么赋予它这个性格?可以借用李路路的一个说法,“什么都不要谈,创新就可以”。当时代进步、社会发生变化,开始要求学者有所回应,学者如果能够在这个时点上做出成果,就是创新而不能简单地说是本土化。翟学伟认为,创新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社会的发展刺激学者想问题,还有一种可能性是本土是创新点,尤其在人文社科的意义上。西方的社会学做得很好,要想超越不太容易,但是如果走本土的路,创新的机会可能增加。

  谢立中将支持本土化或者去西方社会学的学者分为极端本土派和温和本土派,并从两个派别的观点中分析背后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分歧。他认为,极端本土派主张,西方社会学主要是以西方社会的经验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属于西方社会的地方性知识,因此只适用于西方社会,不适用于非西方社会;非西方社会有自己的特殊性,因此应该建构一种以非西方社会的经验为基础、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学的“非西方社会学”。温和本土派主张,西方社会学确实主要是以西方社会的经验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带有强烈地方性色彩;其中有不适用于非西方社会的内容,需要依据非西方社会的经验对其进行补充/修正;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社会学的所有内容都不具有普适性;本土化的实质是不断根据不同时空情境下新的实践经验来对既有的理论进行补充/修正,使理论日益贴近更广泛的现实,更具普适性。极端本土派的观点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不同时空情境下的现实只有特性没有共性,那么,由于现实是无限可分的,人们就无法形成任何可以称为“概念/命题/理论”的知识。

  谢立中认为,本土化或者去西方化都反映了多元主义的思潮,其中又可以分为“地缘多元主义”和 “话语多元主义”。极端本土派和温和本土派都是地缘多元主义者。但对于后者来说,由于其承认不同地域范围内的社会现实之间除了特殊性还有普遍性,对普遍性知识的追寻最终将把他引向某种一元主义的理论立场,即认为对于任一空间范围内的特定社会现实来说,只可能存在唯一一种普适性的知识系统(尽管在特殊性知识层次上可以存在多元化的知识格局)。因此,他就可能成为一个不彻底的多元主义者,从而最终不得不(在普适性知识层次上)重新陷入霸权之争。话语多元主义则以“话语建构论”的理论立场为前提,认为知识话语的多元性主要是来源于人们在描述和理解对象时受其引导和约束的话语体系的多元性。换句话说,话语多元主义者不仅是多元特殊主义者(认可地方特殊性的多元性),也是多元普遍主义者(认可普适性知识的存在,但认为普适性知识也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对于话语多元主义者来说,人们既不必否定普适性知识的存在,同时也无须担心对于普适性知识的认可会使我们重陷霸权之争。话语多元主义,而非地缘多元主义,才是我们在当今时代所需要的理论立场。

  关于社会转型,学界有一个观点,即不了解中国社会转型就不了解中国社会学,足见其意义之重。20世纪末21世纪初社会学领域曾就社会转型进行过深刻的讨论,当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社会转型的概念、阶段特征、转变的起始点和最终目标、社会转型应该关注什么样的议题等方面。当时间走到今天,关于社会转型的研究,一方面正在凸显学科建设上的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学者已经自觉地将社会转型作为一种视角融入到各领域的具体研究中。在这两种转变中,在实践和研究的具体结合中,我们能够看到中国社会学主体性的生发。新的对发展和转型的研究实践,正在构成社会学研究的发展或者转型的视角,这不再是框架和构想,而是有具体研究实践为支撑的新的学科分支,而这些可能成为中国社会学对世界社会学的一个独特贡献。当然社会转型并不只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它还意味着科学技术、信息社会的进步。周晓虹、李路路、文军、田毅鹏、邱泽奇、张文宏等学者的讨论都涉及了这一主题。

  周晓虹认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发展的意义表现在它所具有的普遍的理论价值和同时具有的特殊性。中国社会的转型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但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就是与整个世界文明进程背道而驰的“对向车”,中国也并不是整个世界文明的“他者”,这场转型对社会科学的发展甚至人类文明进程同样具有某种普遍性的价值。同时,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它并不是西方世界或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过的转型实践的一种变式或重演,而是具有自己独特意义的“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他认为,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是社会学的母题,如果没有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就没有所谓的社会学,正是有了这种巨大的转型,才给了社会学机遇。

  李路路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来分析社会转型,他认为,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从根本上可以被看做是一个社会分化的过程。增长和分化两个过程相互嵌入,它们带来的成就和问题也是一体两面的。当代中国在完成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后,就引出了一个新的巨大挑战——新阶段、新时代的挑战。事实上,增长和社会分化的叠加会导致国家治理体系基础的改变、社会利益结构的重组以及社会重新整合的模式,会深深影响到社会转型的模式、道路和类型。他呼吁将发展和转型的讨论重新纳入到发展社会学的学术背景中,将转型社会学更为系统地纳入到中国新时代的研究之中,探索新的理论范式,面对整个社会的形态及其形成过程进行研究,将对新的社会形态的研究和社会学的经典理论联系起来。发展社会学和转型社会学都有助于将中国社会具体问题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更具有意义的程度,同时,也都可以作为概念工具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社会变革的实质和趋势。

  文军在评议李路路的报告时,也阐述了他对转型与发展概念以及转型社会学的认知。他认为,第一,从概念来说,“型”是一种结构,“转”意味着一种变化,与“发展”不同,“转型”没有价值预设,甚至可以说是价值祛魅的一个过程。往后转、停滞、倒退都是可能的,这不仅使它区别于以往发展社会学中线性的“发展”理念,而且也更加凸显了“转型”的价值和独特性。第二,转型对中国来说具有现实意义,中国社会学者需要立足于中国社会转型实践本身,建构一个不同于西方的理论框架和概念体系,甚至建构一种不同于西方传统发展社会学的新的转型社会学。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讲,有中国社会转型的大量实践,同时又有大量的方法论和思想资源,中国学者完全有可能建构起具有中国自身特色的转型社会学,转型社会学也可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和话语体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点。

  与社会转型相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是中国单位制度所发生的变迁。由于历史上单位制本身对整个中国社会整合与控制的重要意义,对单位制度变迁的研究也是社会学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田毅鹏就此进行了讨论。他认为经历了转型以后的中国社会可以称为后单位社会。单位社会的核心特点是“国家—单位—个人”。国家通过单位控制个人,个人通过单位向国家提出诉求。在这样的体制下,所有人都被归入到单位中。单位社会的价值在于,把近代以来一盘散沙的社会加以整合。在后单位社会,单位社会作为一种总体性的体制,虽然已经开始走向消解,但是单位的元素依然在发挥重要作用。应该看到,计划时期单位社会具有不可复原性,但是单位元素的延续机制及长期性不可低估,单位组织中新的元素的进入会形成新的组合方式。事实上,中国体制具有调适力、可伸缩,会根据条件变动。

  从变化的观点来看,在单位组织影响力有所减弱的背景下,社区作为一种社会整合的组织和空间,其影响力开始显现。当然这种社区并不止步于城市,农村亦如此。文军就此梳理了40年来中国的社区研究状况及前景。他认为,中国的社区建设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转型”基本同步,经历了从“社区服务”到“社区管理”再到“社区治理”三个不同阶段。国内社区研究在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理论基础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进展,但也存在不少的争议点。文军认为,现有的争议与未来研究重点主要有三个:一是方法论上的争议。社区是否足够成为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研究单位,它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何种议题上构成了一个合适的研究单位?二是本体论的争议。对于社区的本土认识停留在“政权建设论”和“社区共同体论”的二分之间。未来的研究应当更多地转向关系主义的论述方式,并适时地开展一些比较研究。三是在认识论上的争议。“见微知著”的研究方法需要认识论层面的创新与突破,微观与宏观相结合需要更多中间变量的发现和加入才能够达成。中国社区研究在越来越受到关注的同时,还要更加注意本土情境,强化研究方法的训练和社会理论的提升,突出研究的本土实践性和学术自主性。社区研究也需要超越传统理论关切的基本议题,提供一个反思和变革的取向来处理人类社会的共同性问题。于此而言,中国未来的社区研究在备受关注的同时也将面临更多层面的挑战。

  胡荣提出了新的范畴“社会单位”,尝试连接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他认为,需要是一切社会行为的基础,人的需要既包括马斯洛所划分的五个层次的需要,也存在一种“价值需要”。价值需要是与人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相联系的一种需要,它是个体通过对外界事物和世界秩序的解释而产生的。为了满足自身的价值需要,谋求心理平衡,人们就会要求世界建立起与其相符的秩序,就要从他人那里或自然界获取资源, 互动就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互动既有通过符号进行信息沟通的作用,还包括资源在互动个体(或社会单位)间的相互转换。当互动形成一定的关系网络时,便产生了一个社会系统,也就是社会单位。社会单位所包括的范围相当广泛,既包括小到由两人组成的家庭,也包括大到覆盖全球的世界体系,既可以指松散的朋友群,也可以指结构严谨的社会组织。在他的构想中,社会单位的类型可以用不同的维度来划分,包括规模、权力关系、满足成员需要以及结构化程度。

  张文宏对近40年中国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进行了总结与反思,他认为,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的跨学科成就显著,在之前30年研究总结中曾经提到过的一些需要解决的议题也仍在进展中,比如社会资本的概念至今还没有达成共识,由此导致了测量的混乱和对于同一结果的迥异解释;部分研究者在“隐喻”而非“实质”的意义上使用社会网络、关系、社会资本等概念,从而使社会资本的术语和理论有可能流于时髦,而不能成为一个严肃的知识和学术领域;在量化研究中,目前还没有设计出类似美国“讨论网”那样获得公认的提名法等。未来有几个新的研究方面值得关注,其中,大数据时代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是一个新的增长点,需要重点关注计算机网络和新媒体如何建立和分割社会资本、虚拟网络问题、网络社会资本与现实社会资本的同质性和差异性等问题。另外,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不平等也需要关注,所拥有社会资本的不同,在获取社会资本机会中的不同,在社会网络中的结构位置不同,所拥有社会网络的特征不同,都会导致不同群体生活机会的进一步不平等。

  邱泽奇在点评张文宏的报告时,提供了对社会网络研究的一些新观察。他认为,第一,目前社会关系研究中所讨论的仍然是传统的社会网络,即整体网,但是在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社会网络研究中,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网络没有被纳入其中,一个是小世界网络或者叫六度分隔网络,第二个是无尺度网络,又称为无边界(scale-free)网络,这两个网络可能有助于解决社会网络研究的诸种问题。第二,在互助网络研究中,同质性问题一直被排斥在研究之外,应该把这一变量加进来考量。第三,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研究可以扩展到三个方面:对人类社会的自然规律的研究,存在于社会和自然之中的社会规律的研究,以及社会解释的研究,包括在对不平等的研究中把社会网络作为解释工具。

  邱泽奇在他的报告中提出一个概念:“中国社会的技术化”,他认为,技术应用的社会后果导致了“中国社会的技术化”。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四化”叠加进程中的技术应用对中国40年的经济发展居功至伟。“中国社会的技术化”1.0版本是政府主导的技术化,2.0版本是政府和组织共同主导的技术化,在3.0版本中,技术创新和应用的社会化让技术不仅是工具,更是社会关系,是技术关系网络、技术关系网络环境关联的社会关系。个体化和场景化成为重要趋势,技术环境性增强,社会的脆弱性增强。邱泽奇认为,总体而言,对于中国社会技术化的理论探索还较为零星、散乱,还缺乏基于中国实践的理论视角,忽视了一些丰富的实践内容。未来发展趋势是发展面向技术化社会的社会学,关注从工业化时代转向高度互联社会的基础性问题等。

  张文宏在点评邱泽奇报告时提出,认同“面向技术化社会的社会学”这一提法,他建议从学科建设角度,可以发展一门技术社会学,世界各国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么多人这样深入地参与技术化的实践,这可以为世界贡献一种原创性的社会学。

  总结来看,关于社会学本土化,正如会议讨论所言,无论是西方社会学还是非西方社会学,都既包含只适用于自己社会的内容,又包含普遍适用于其他社会的内容,这使得社会学本土化具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采用一种多元主义的视角,跳出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对立的窠臼,立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当下实践,吸收古今中外的理论、方法,并深入到历史思想文化和古今中外的经验中,才能不负中国社会转型的丰富实践,谋求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

  当然,社会学本土化需要着力的领域显然并不局限于本文所提及的部分。回望费孝通先生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中所提出的社会学“科学性”与“人文性”兼备的内在本质,如何经由本土化、中国化努力,补足“人文性”、促进“科学性”,同时避免社会学研究的“技术化”、“专业化”、“精细化”以及研究对象“窄化”的倾向等,仍然是关键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有更多的学者深入到人、自然、社会中,深耕和开辟更多的研究领域,也需要更多的文化反思和自觉。唯此,中国社会学才可以实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个方面的要求,“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体现系统性、专业性”。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2期 P110—P117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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